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,戚本禹告诉我们三个原则:第一,江青亲属、朋友和熟人或是关系重大、重要问题的信,做摘要并附原信送阅,这样的信每天最多3到5封;第二,根据信中所述问题转有关部门,如林总(林彪)处,总理处以及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各部门或各省、市等,这样的信占99%以上;第三,反对和攻击江青的,都转公安部门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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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实话,当时我们全组同志都是怀着热爱毛主席和崇敬江青的心情,对待这项工作,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,有时候要到晚上十一二点。
1966年冬的一天,我和戚本禹在钓鱼台院子里散步,他跟我说:“江青想让我给她当秘书,我不行,比较粗。我看你还比较细,我推荐你去给她当秘书。”我说:“不行,我没当过秘书,不知道怎么当。”他说:“不知道不会学吗!收发文件你不会?挑选文件你不会?只要细心就行。反正我已经向江青推荐你了。”
这个谈话过了大概半个月左右,1967年1月9日,戚本禹到我办公室来,兴冲冲地说:“已经定了,调你去当江青的秘书,现在就搬到她住的十一楼去!”我马上整理了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具就跟着他去了。
我后来知道,江青秘书当时有四个候选人,我的资历最浅,最年轻。我之所以被选中,戚本禹可能起了很大作用,江青的女儿李讷也可能起了一定作用,当时我跟李讷关系不错,我们年龄差不多,都是大学文科毕业,谈话比较投机。我出身贫下中农,文章还得到过毛主席的肯定和赞扬。过去有个顺口溜,说大学生是:一年土二年洋,三年不认爹和娘。后来江青跟我说:“你还有点劳动人民的味道,还没有完全‘化掉’。”应该说,这是很高的政治评价,也是江青接纳我的重要原因。我给江青做秘书,我的老师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是不大赞成的,他跟我说:“你政治上弱,不敏锐,不适合给江青同志做秘书。”
“文革”之前,江青身边没有专职秘书,在“文革”十年中,她先后有四任秘书,第一任是我,第二任是杨银禄,第三任是刘真,第四任是刘玉庭。
材料分类最头疼,随时随刻待命
我做江青秘书,主要任务是收发管理文件和接电话等,我从来没为她起草过讲话稿——这方面她不需要。当时发给江青的文件,每天加起来有几十份,甚至上百份,摞在一起有半尺高,字数有十几二十万字。这些文件不能一股脑地送给江青看,但如果她听陈伯达或者康生说看了什么文件而她没有看到,我罪过也很大。所以文件分类,对我来说是最重要、也是最费脑筋的事情。
我把文件和材料大致分为三类:一类是必须看的,一类是参阅件,再一类是浏览件。每天上午江青起床前,我就把这三个卷宗送到她办公室,放到江青看文件时坐的沙发右边茶几上,并在第一份卷宗上用曲别针别个小纸条,写上每天的日期、星期几以及这一天的安排。